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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抗生素工业,许文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仅立的三座铜像中,有一尊是许文思院士的。许文思一生致力于从事抗生素研发工作,于1994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研制出金霉素、链霉素,研究出青霉素发酵新工艺,促进中国进入抗生素生产的全盛时期。许文思用专业报国,一生获奖无数,为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在担任台盟上海市支部主委期间,为台盟组织的恢复、发展和自身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专业报国 建立抗生素工业
许文思于1925年3月出生在台湾高雄县仁武乡。1942年,17岁的许文思赴日留学,专攻微生物生理学。期间, 许文思参加了日本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让许文思继续留在东京做理工科留学生的工作,因此许文思与几位学友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留日科学技术协会”。1950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52年,国家决定在上海市建立我国第一个青霉素生产基地——上海第三制药厂,许文思便被调至上海,与以童村为主的上海抗生素工作者一起进行抗生素厂的筹建工作。实践证明,青霉素用于临床能显著促进人均寿命的增长,许文思以能为国家医药工业现代化贡献力量、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而感到自豪和高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天从早到晚工作十多个小时,辛勤的付出最终换来了收获。许文思成功研制出了链霉素,被评为1954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研制金霉素成功,被评为1955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1956年因研究成功青霉素发酵新工艺、提高产量而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到北京参加了精英会,还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合影。1957年研究青霉素代乳糖发酵工艺,解决了大量工业生产的关键问题,获国家发明奖。1957年初,许文思从研究室主任、生产技术科科长、工程师被提拔为总工程师,领导了全厂生产技术工作,主持了四环素、新霉素、红霉素、制霉菌素、灰黄霉素、赤霉素等一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投产,从而形成我国抗生素生产全盛时期。
痴心不改 开辟抗生素新领域
1958年“大跃进”、“反右倾”期间,许文思单纯平静的科研生活被打破了。当时全国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在时代背景下,许文思也遭到了厂党委的批判,被作为“拔白旗”的典型,戴了“严重右倾”的帽子,还要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但厂里脱离了许文思等人的技术指导,违背科学规律生产出来的青霉素,出厂后很快变质。医院纷纷退货,造成“青霉素事件”。不成熟的技术投产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适逢党中央召开千人大会,纠正极“左”思潮,区委及时派人到许文思所在的厂为他平反,化工局还任命他为总工程师兼副厂长,恢复了他的生产技术领导权。重新获得组织信任的许文思,并不介意之前的不公待遇,非但没有丝毫埋怨,反而迅速组织生产扭转了“退货”局面。
1961年初前后,党中央开始纠正极“左”政策,提出和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工业“七十条”,科学技术工作恢复了正常,因而生产技术发展很快。许文思又与科研人员一起研究开发半合成青霉素母核和半合成头孢菌素的母核,生产出半合成青霉素——甲氧苯基青霉素,初步解决由于临床应用青霉素后第一次产生的耐药细菌,接着研究成功半合成头孢菌素母核,从而开辟了我国半合成抗生素工业的新领域。许文思还根据工业“七十条”的精神建立了总工程师负责制,化工局开大会介绍了许文思总工程师负责的经验。在这一时期,党中央调整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为制定我国科学长远发展规划,在北京召开了各专业的专家大会,许文思作为国家科委抗生素小组的成员参加大会,参与制定了“十二年发展规划”。
无怨无悔 献身抗生素事业
“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国”,这句话用在许文思身上再合适不过。无论是在繁华舒适的大上海,还是荒凉偏僻的大西南大西北,只要国家需要,许文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要建设大西南和大西北,化工部指定许文思所在的上海第三制药厂在大西南筹建抗生素厂。于是许文思带领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的同志,到西南选点后在成都建立了四川制药厂,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南的号召。
当时,许文思既要克服生活上的艰苦,也要面对政治上的风波。“反右倾”之后,面对“文革”的二次冲击,许文思依然坚定信念、充满家国情怀,献身抗生素事业。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党委书记和一位副厂长靠边,厂长支援到江西“小三线”,另一个副书记生病不上班,厂领导班子中只有许文思一人当家。因此,“文革”期间厂内很多事情都冲着许文思来,他不得不一面接受批斗一面抓生产,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各车间干部和广大群众很好地坚守岗位。整个“文革”期间,厂里生产没有停下来。
1975年,许文思调至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负责抓科研。1976年“文革”结束,许文思被任命为院长。许文思在院里开展思想、管理、课题三整顿,在科研工作上进行拨乱反正。这时,许文思利用医工院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院的优势,组织专业人员,对一直未能实现工业化生产的抗肿瘤抗生素进行研究,使阿霉素等三大品种从临床推向了生产,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1978年,许文思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当我国恢复学位制度时,许文思作为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药学组的委员,在医工院建立了硕土、博士点,他也被评为博土生导师。在科学的春天里,许文思积极参加有关专业学术会议,还在国际抗生素年会上作了中国抗生素研究进展的报告。1994年,许文思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一生爱国 主持台盟工作
许文思于1970年代主持恢复台盟上海市支部工作、被选为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73年6月,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与有关单位协商,许文思被推派为上海5名台胞代表之一,参加了全国台湾省籍代表会议,协商选举中共九大代表。会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同志专为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做了对台工作报告,叶帅的报告中有两个问题给许文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对台工作要一点一滴地做,小河可以成大河;其二是台湾关系、海外关系不是坏事而是宝,可以利用这个宝做台湾工作。这对当时因台湾关系而受到冲击的台胞来说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回沪后,许文思立即向在沪台胞党员做了传达,又在统战组负责人的关心下,以几位参加协商的代表为中心开展了在沪台胞的联络工作,许文思还组织成立了写作组,配合警备区撰写对台宣传稿子,此外还组织人员,接待从美国等海外回来参观、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台胞。
1978年11月27日,台盟上海市支部召开了第四次盟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许文思为主委、郭炤烈、李乔松和林田烈为副主委的领导班子;还成立了范发镇为办公室主任,周清樟、庄传霖参加的工作班子。1979年许文思被选为上海市侨联副主席,通过侨办推动落实日本归侨的政策工作。同年许文思被选为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任政协对台工作负责人。
支部恢复工作以后抓的第一件事是在沪台胞的政策落实工作,这也是支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一些同志找许文思反映他们在历次历史运动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冲击的情况。许文思立即向统战部作了汇报,同时在台胞中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把受到冲击的情况和他们的要求通过统战部向本人所在的单位反映。除了进行调查研究之外,在落实政策工作中,许文思还进行了宣传工作。许文思参加了全国侨联会议,回沪后,立即召开在沪台胞会议,传达了党的精神,即对归侨的“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情况、适当照顾”的政策,也适用于生活在大陆的台胞,从而鼓舞了在沪台胞,提高了台胞自我保护的意识。许文思还参加了市侨务组负责人张持平同志为落实日本归侨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会上介绍了解放后在日本的华侨(相当一部分是台胞),如何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争取回到祖国的情况。许文思他们还在政府有关部门参加的各种会上,强调落实台胞政策对祖国统一的必要性,从而推动了台胞政策的落实工作。特别是1981年中共中央38号文件下达之后,在许文思的积极配合下,台胞政策不但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而且台胞的子女就业、住房等问题也得到了照顾。
恢复工作以后,支部进行的第二项工作是组织整顿。在此之前,许文思他们已在在沪台胞中进行了调查研究,支部恢复后重新进行了盟员登记,定期召开盟员会议,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等。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陆籍盟员和根据当时中央精神已退出台盟的党员盟员,做了维持原状的决定;同时支部在中上层台胞中稳步地发展了一些新盟员。在调查在沪盟员的工作中,许文思他们了解到徐汇区和杨浦区盟员较多,在纺织局和化工局工作的盟员较多,因此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提出在徐汇区、杨浦区成立分支部的建议,为日后两区台盟组织的成立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对台工作是台盟义不容辞的责任,支部为了更好地做好工作,还组织盟员撰写对台宣传稿,成立了台胞文艺小分队,在台胞集会时演出,或在海外台胞回国参加会议路过上海时为他们表演。这是恢复后台盟支部抓的第三件大事。在对台宣传工作方面,许文思他们动员台胞写对台宣传稿子,还提出有条件的台胞可以通过居住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亲友向台湾写家书。许文思还组织台胞与从海外组团回来参观和参加家乡同胞座谈。1980年,国民党当局以进行政治活动为由逮捕台胞的“高雄事件”发生以后,支部于4月召开了在沪台胞集会,反对国民党制造“高雄事件”迫害台胞,并在会上发表了许文思等在沪台胞的宣言书。1982年2月,支部召开了对台宣传工作经验交流大会,100多位在沪盟员和台胞宣传骨干参加了会议。许文思他们的文艺小分队在与台胞的联谊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当新春和中秋节等传统佳节之时,支部邀请在沪台胞进行联欢,共叙同乡之情。
此外,许文思还担任市政协副主席,分工负责政协对台工作。利用这个职务之便,许文思多次组织支部与民革等党派一起开展对台工作。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定期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许文思多次谈了落实台胞政策的情况及台胞的要求,还对政府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每年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台胞政协委员在会上都提了不少好的建议和意见,支部的工作得到了台盟中央的肯定。在1979年10月北京召开的台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许文思做了上海市台盟工作的介绍。
1981年,为实现民主党派“三自”方针,中央要求“文革”后派到民主党派的中共党员退出民主党派领导岗位,因此许文思便主动辞去了上海台盟主委一职,在市四套班子换届时又从政协转到了人大。1987年,许文思被选为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副主席,参与接待来自故乡的同胞等工作。
1990年7月,许文思应邀赴台讲学,在机场受到台湾当局阻挠,如要求填写“坦白参加大陆有关政治组织”等表格,他坚持原则,不得不挥泪放弃48年后重返故乡亲情团聚机会,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许文思夫人、外孙女祭拜许文思
许文思的一生,是为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生,也是“不忘初心”、不懈努力做多党合作典范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里,即便以病床为伴,依然心系抗生素事业和盟内事务。每当遇到来看望他的同事、学生或台盟盟员,还没等对方问候,他每每主动问起抗生素耐药菌的研究进展和盟内情况。这些都是他在最后十年里全力以赴、常思常想的问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迫切想要了解。此时的许文思依然思维敏捷,以他渊博的知识、坚韧的意志鼓励同事们、盟员们严谨工作、勇于创新!
日期: 2023-10-26